• 被騙華工夢碎安哥拉

    時事 > | Time Weekly - 2013-01-10 00:27:13
  • [摘要] 15名江蘇東海勞工沖著貴州七建海外項目而去非洲“淘金”,發現上當欲回國卻遭雇傭兵持槍監視。現在看來,這是一件頗為荒唐的事,堂堂正規企業貴州七建被兩個“黑勞務”玩了一把。而在

    安哥拉務工環境復雜,中國勞工命途多舛。

    本報記者 胡非非 發自江蘇東海

    “再也不敢去安哥拉了!”徐學柱向時代周報記者發誓說。

    黑人雇傭兵用槍指著15名中國勞工的情景,讓徐學柱在歸國幾天后仍后怕不已。這個老實巴交的江蘇東海農民“一輩子也沒見過那樣的架勢”,“快嚇死了”。

    1月1日和4日,15名江蘇東海勞工分批乘機從安哥拉返回國內,結束了40余天的驚魂之旅。此前,他們被“黑勞務”誘騙至當地,因為不滿待遇而遭到持槍威脅、恐嚇、監視居住等非人對待。

    勞工雇主貴州七建承認,公司未通過正規程序招人,用工前亦忽略了對工人的技能考核,負有把關不嚴、管理不善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在“出國打工縣”東海,據本報記者調查,勞務公司良莠不齊,類似的坑蒙拐騙現象并不乏見。

    出國打工一場驚夢

    2012年11月20日深夜,15名江蘇東海勞工登上北京飛往安哥拉的航班,開始了一段令人興奮的非洲“淘金”之旅。

    “保底7000(元人民幣),最高9000多(元人民幣),工資月月發。待遇非常好,吃住樣樣全。”

    提供這條財路的,是曾經在安哥拉打工的東海人李佃全。受貴州省建工集團第七建筑公司(下稱“貴州七建”)安哥拉項目員工吳子陽的委托,從沒做過勞務中介的李佃全于2011年返鄉招工。

    李佃全找到了做勞務信息咨詢的李林山,二人合伙經營這單生意。后經當地警方查實,李林山本來是搞裝潢的。巧合的是,其居然與當地勞務輸出主管部門—縣商務局在同一幢樓里辦公。

    “聽說從他(李林山)那里走得快,40天就能走。”15名當地民工慕名而來,每人交了1萬多元代辦費,他們中有木工、瓦工、鋼筋工以及電焊工。

    但由于二李分贓不均怒而翻臉,行期被一再推遲,有的人甚至足足等了半年多。

    2012年11月21日,15人抵達安哥拉,隨后被帶入一個有兩間活動板房的院子,由一名穿著迷彩服、挎著槍的黑人雇傭兵把守。合同簽訂前,他們被禁止外出。

    貴州七建安哥拉項目勞動力負責人陳義忠給出的月薪是6000元人民幣,且要押3個月工資。這引起勞工的激烈反對,他們以李佃全在國內的承諾進行抗議。

    2012年11月24日晚,經過談判,合同最終簽訂,薪酬為每月7000元人民幣。“但沒說替誰做事。”多名受訪勞工向時代周報記者提到這一點。

    2012年11月25日,15名勞工被帶到中鐵建十四局的一個工地上干活,那是兩幢尚未完工的小別墅,由一名楊姓老板負責。這就是媒體報道中“賣豬仔”一說的由頭。

    不過貴州七建安哥拉項目總指揮鄢航模后來向媒體通報稱,原定這批工人在當地是從事安置房建設中的瓦工,但由于公司急于招人,疏忽了技術考核,導致工人無法勝任工作,只能轉到缺人的中鐵建十四局工地。

    正是在這個工地上,惡劣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將15名東海勞工心中的怒火徹底點燃,與貴州七建的矛盾逐步升級,最終爆發。

    工地上約30人全部住在一幢別墅里,工頭一家占據了二樓;15名東海勞工和另外6名“逃難者”擠在一樓,大廳和僅有的一個房間里擺滿了高架床。

    這些“逃難者”其實也是中國勞工,來自江蘇、河南、東北等地,因為在別的工地上干活沒拿到錢,護照又被扣了,無奈“跑路”,寄希望于下一個老板會發善心,給他們發工資、辦護照。

    聽“跑路”勞工說,“整個安哥拉都這樣”,欠薪現象非常普遍。甚至陳義忠也曾對東海勞工們提到這一點。

    這讓初到安哥拉的15名東海勞工惴惴不安:他們會不會成為下一個“跑路”者?

    “我們當時就動了回國的念頭。”勞工徐學柱說。

    身陷異國槍兵監控

    安哥拉炎熱的天氣對于這些從寒冷的蘇北趕來的東海勞工完全是一種折磨。

    沒有在國內時承諾的空調,連電扇也沒有,汗如雨下;夜晚蚊蟲肆虐。“一夜要醒好幾遍,不是被熱醒,就是被咬醒,”勞工趙秋來抱怨,“每天夜里能睡二三個小時就不錯了。”

    伙食也讓勞工們不滿。早餐只有清湯面,沒有“干貨”,這些體力勞動者普遍反映“吃不飽”,干活時沒力氣;午飯和晚飯的炒菜中肉則有異味。

    最讓他們惱火的是沒有安全帽、勞動鞋等勞保用品,工作時缺乏安全保護。

    2012年12月23日,勞工周運動向來工地的陳義忠提出早上吃不飽,遭到對方譏諷。“他說‘你他媽的來安哥拉還想吃油條’什么的。”趙秋來回憶說。

    又有勞工說需要勞保用品,“他說有15公斤的勞保鞋給我們穿,要是不穿,一天罰100美金。”

    雖然后來陳義忠分辯說所謂的臟話只是他的口頭禪,但還是招致勞工們的回罵,雙方發生了激烈爭吵。這個憤怒的負責人立即叫來一名黑人雇傭兵。

    “黑人端著槍沖進來,他們嘰里呱啦說了幾句,黑人就拉槍(栓),然后指著我們。”徐學柱語帶驚恐,陳義忠的6名隨從也圍了上來,“威脅我們說要是不干活就不給吃住。”

    沒人再敢說話了。

    當晚,陳義忠派了兩名隨從留下來看守勞工。

    “勞工因種種原因于12月23日發生了罷工行為,并與前來協調的勞動力負責人陳義忠發生口角并準備毆打協調人,后經公司的雇傭兵保安進屋勸架才平息了嚴重的事態。”

    對于東海勞工反映的遭遇持槍威脅、言語恐嚇等不公正對待,貴州七建事后給出了上述調查結果。

    24日,陳義忠帶著十幾名中國隨從、3名黑人雇傭兵來與東海勞工談判。但后者已抱定決心逃離此地,要求回國。

    正是這一天,工地診所的醫生拒絕再為“打擺子”(瘧疾)的徐學柱治療。

    徐學柱2012年12月22日開始“打擺子”,第二天去工地診所看病,醫生說這是救命針我給你打。但當他24日再去時,醫生說要么叫老板來給錢要么自己給錢,否則不給打。

    他回工地找楊老板,老板娘說不在,她也沒錢,然后就打電話給她男人。

    “他說如果姓陳的要把你帶走,我就不出錢;如果你留在這里,錢就由我來出。”徐學柱稱,他當時并不知道工友們和陳義忠的談判失敗了,也不知道接下來自己的命運會怎樣。

    不過到了中午,楊老板還是帶著他去診所,交錢打了吊針。

    當天中午,15名東海勞工中的7人被轉移到一個叫“桑谷”(音)的地方,關在一個帶院子的工棚里。“他們有槍,很嚇人的,恐嚇我們說不去不行。”被轉移的趙秋來說。

    通過一名中國男子翻譯,負責看守的黑人雇傭兵警告7名東海勞工:不許出去,否則被打死他不負責。而院子里的另外兩名中國勞工是他的“好朋友”,可以自由進出。

    對于頻頻出現的黑人雇傭兵,貴州七建的解釋是,安哥拉治安不好,所以要派人保護中國勞工。

    終得回家后怕重重

    2012年12月25日,包括徐學柱在內的8名東海勞工被帶到貴州七建安哥拉項目總部,仿佛突然從地獄來到天堂。

    這里的住宿和伙食都讓勞工們感到滿意,徐學柱感嘆“在老家也吃不到那么好”。他的病也在總部醫院得到深入治療,并于28日徹底康復。

    其間,貴州七建的一名負責人出來做工作,希望勞工們能留在總部干。但這些“驚弓之鳥”去意已決,他們齊齊在回國申請書上簽了名。

    其實早在2012年12月20日,部分勞工家屬就向當地媒體反映了親人被困安哥拉的情況,并求助于東海縣公安局。此前,有勞工通過電話和網絡向國內親人發出了求救信息。

    媒體的報道引起了各方關注。東海縣政府及有關部門開始調查此事;中國駐安哥拉大使館亦出面過問,部分勞工被帶入大使館接受詢問。

    現在看來,這是一件頗為荒唐的事,堂堂正規企業貴州七建被兩個“黑勞務”玩了一把。

    按照正常程序,貴州七建應由自己的人事部門,或委托具備對外勞務合作經營資質的勞務公司招聘工人。并且,所招工人的簽證、機票等費用均由貴州七建承擔。

    但貴州七建所托非人,找的是并無相關資質的李佃全。“他是社會人員,缺乏監督約束,就會自行向工人收費。”東海縣外派勞務服務中心副主任王連軍說。

    東海縣商務局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員不無遺憾地表示,如果貴州七建能采用較為溫和的方式處理問題,結局可能完全不同,企業和工人都受益。

    貴州七建的鄢航模后來承認,公司在此次招工中負有把關不嚴、管理不善等不可推卸的責任,此后亦未能解決好與勞工的矛盾,日后要加強管理人員的素質,杜絕類似事件重演。

    兩個“黑勞務”李佃全和李林山,事發后陸續將從工人處收取的代辦費退還給家屬或上交到東海縣公安局,并未被拘留。

    “非法勞務不等于刑事犯罪,只能說他們收錢不合理,所以未采取刑事措施。”負責辦理此案的縣公安局經偵大隊一位孫姓副中隊長向時代周報記者解釋說。

    1月1日和4日,15名東海勞工分兩批乘飛機從安哥拉返回國內,結束了40余天的驚魂之旅。

    踏上國土的那一刻,有些人落淚了,說沒想到自己還能活著回來。第一時間給家人報平安。這些老實本分的蘇北農民對著媒體的鏡頭不停地道謝:“感謝政府!感謝媒體!”

    1月6日上午,15名勞工被集體送到連云港市檢驗檢疫部門接受體檢。他們中第二批回國的8人剛剛坐了一夜的汽車從北京趕到連云港,疲憊不堪,連話也不想說。

    下午,頂著嚴寒,15人又集體出現在東海縣外派勞務市場門口,來給縣商業局外派勞務中心和縣公安局送錦旗,以答謝“救命之恩”。據勞工說,這是他們的自發行為。

    在去縣公安局的路上,時代周報記者親眼目睹趙秋來因為勞累和寒冷渾身發抖,并因而抽筋。

    他痛苦地坐在地上,低聲哀號著,奮力用手扳著右腿往上翹……





    出國務工:底層人的性命賭局

    本報記者 胡非非 發自江蘇東海

    這是一個古老的行業,從清代初期的閩粵破產農民下南洋開始,三百多年來,為了生存,為了一圓發財夢,無數華人背井離鄉,遠走異國。

    時代在變,唯一沒變的,是即便在現代文明之光普照的當下,中國勞工仍不時遭遇不公,飽受各種屈辱:被誘騙,被“賣豬仔”,被盤剝克扣。

    對于出國務工者來說,這個行業就像一場賭博,有時甚至要押上身家性命。要想成為贏家,不僅要能吃苦賣力,還需要好運氣—找對了中介、去對了地方、跟對了老板。

    中國外派勞務輸出大縣江蘇東海,無疑是這個行業的一面鏡子,折射出海外務工的真實境況。

    替勞務公司打工

    東海縣牛山鎮望煙村,王平愜意地在村道上晃悠,接受鄉親們的艷羨。

    這個40多歲的男人,是村里為數不多的靠出國打工發家致富的村民。2012年6月,在韓國打拼8年之后,衣錦還鄉。

    “不出去了,干不動了。”他向時代周報記者感嘆,“外面是年輕人的世界!”

    王平是個幸運兒,去了海外淘金圣地韓國。不過,財富的積攢過程遠非他人想象的那般順利。回首成功,曾經遭遇的不公和苦難讓他始終無法釋懷。

    由于韓國對中國的勞務輸出并未放開,簽證很難辦理,赴韓務工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加以中介費高昂,“一般人去不起”。

    2002年,王平舉債向勞務公司交納了7萬多元赴韓務工中介費。這在當時的中國農村是一筆巨款,“足夠蓋一棟二層樓”。

    最初在韓國的2年,王平省吃儉用,賣力干活,最后卻發現白忙活一場—收入所得與交納的中介費大致相抵。眼看苦盡甘來,簽證又到期了。

    不同于新加坡,2年簽證到期后可以續簽,韓國最多只能延長至3年,過期即淪為“黑工”。不過由于這個國家勞動力匱乏,政府其實默許打“黑工”現象的存在。

    王平也成了一名“黑工”。“韓國的就業機會很多,不愁沒活干賺不到錢。”他說,尤其是建筑業,收入遠高于工廠。保守估算,中國勞工在韓國的平均年收入有十幾萬元人民幣。

    一次,王平的韓國老板問及其當初赴韓打工交納的中介費,大吃一驚,稱他被勞務公司宰了,其實只要交一點手續費。“等于是在替勞務公司打工。”王平憤怒難當,卻又無可奈何。

    同樣是在望煙村,當地村民指著一戶人家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對方經營勞務公司,短短幾年間就蓋起兩棟樓房,買了幾部汽車。

    由于勞務公司之間互相買賣務工名額,這個農民老板也被人騙過。“前兩年被坑了一大筆錢,”村民回憶說,“當時很多人上門來要賬,一蹲(守)就蹲(守)到天黑。”

    地處蘇北的東海缺乏像樣的企業,外出打工是當地農民的主要出路。東海也是國內出名的對外勞務輸出大縣,相應催生了一大批良莠不齊的勞務公司。

    僅在該縣外派勞務市場內,就有十幾家本土和外地的勞務公司,常年招收各類海外務工者;代辦費用根據前往國家的不同貴賤有別,非洲國家最便宜,其次是新加坡,最貴的是日本和韓國。

    這些市場內的正規勞務公司極度鄙視那些散布在縣城各處的小公司和“黑中介”,稱他們搞壞了行業風氣。

    “在國外隨便認識個人,稍微有點關系,在東海就能開公司。”當地人說,地方政府監管不力,以致坑蒙拐騙時有發生,即使正規公司也不乏此類情況。

    待解的行業通病

    在東海,勞務公司最常見的騙人方式是:招工時許以誘人的薪酬,將人送到國外后卻翻臉不認賬。務工者受騙后要求回國,勞務公司便以“違約”為由,拒絕退還中介費。

    2012年8月,白塔鎮村民朱成龍向勞務公司交納28000元代辦費后前往新加坡做裝卸工。出國前他被許諾,月薪不低于1500新加坡元。

    但到了新加坡,朱成龍卻被老板告知,由于活太少,每月只有800新加坡元底薪。算下來,除去生活費、房租和交通費,每月僅剩340新加坡元,折合成人民幣不過1700來元。

    朱成龍不干了,托老家的哥哥幫忙向勞務公司討要代辦費,卻被對方以“違反合同”為由拒絕。后來朱和一眾工友聯合起來“鬧了一下”,老板被迫同意漲工資。

    “在東海,出國打工幾個月就回來的大有人在。”知情人對時代周報記者說。

    家丑不可外揚。受害者往往使用自己的方式向勞務公司逼債,或者到地方政府“鬧事”,成為社會的一個不穩定因素。

    即便是正規勞務公司,也不一定能讓打工者就此踏上坦途。

    為了去新加坡做木工,2012年夏天,石榴鎮人馬兆青向國航勞務公司(下稱“國航”)交了3000元培訓、考試費。但培訓學校卻拒絕其進入,原因是名單上“沒有這家公司,也沒有這個人”。

    馬兆青打聽后才知道,國航的招工名額是向揚州的一家勞務公司購買的。

    雖然培訓之事經過協調得以解決,但馬兆青在參加第二次考試前,又因工種不符再次被擋在門外—國航呈報給新加坡方面的是“抹灰工”,而非“木工”。

    東海縣外派勞務服務中心副主任王連軍將屢屢出現的勞務公司“忽悠”打工者的現象歸為“行業通病”,稱對此無能為力。

    “我們只負責監督管理有對外勞務合作經營權的企業。”他說。而這樣的企業,東海本地僅有3家。對于非法勞務公司,只能是發現或經人舉報后,提請工商部門查處。

    東海勞工被困安哥拉事件發生后,當地的公安、工商、商務、城管等部門開始聯合對全縣的非法勞務中介機構進行打擊、取締,引導務工人員通過正規中介公司外出務工。

    不過王連軍仍然擔憂此次事件會對東海的外派勞務產生較大打擊,導致一些企業不再與東海的勞務公司合作,甚至干脆不用東海的工人。

    事實上,直到2012年8月1日,中國針對對外勞務的唯一一部法規—《對外勞務合作管理條例》才開始施行。

    務工人員整體素質偏低,競爭力不強;政府服務不到位,信息不暢通;勞務輸出方式單一,成本高昂;勞務公司經營不規范,開拓國際市場能力不足,這些行業長久積攢下來的問題,解決尚需時日。

    (文中王平、朱成龍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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